中国不只是这场危机的受益者，同时也是解决这场危机的重要助力。

中国的市场帮助英帝国的农民避免了破产，对于几个自治领都有着相当的帮助，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济状况都还算不错，英国靠着吸血过的也很好。

在关税大会之后，美国也与中国签订了《农产品互惠条例》，以挽救美国的农产品，尤以小麦和棉花为主。

小麦自然不必多说，在2十年代初，中国就已经成为了最大的面粉生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面粉进口国，消耗量非常大。

而棉花也是1样的，中英两国的纺织业是断档式的领先，而美国同样也有着强大的纺织业，最后却被逼得只能出口棉花，中国就是美国棉花的主要出口对象，但在大萧条时期遭到了干扰。

农业的衰败及工农收入过低是各国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很显然，“农为国本”这句话在这个时代依然是1条金律，忽视它是要吃大亏的。

此外，随着各种关税壁垒逐渐被打破，中国提议在各国之间施行1般最惠国待遇，促进资本、技术和商品的流通，这件事对于现阶段的各大国来说是互惠互利的，因为不存在绝对的强弱之别，但由于英美等国的拒绝而告终，英国所顾虑的是帝国特惠制的发展，美国则担忧自己的市场问题。

不过，总的来说，各国之间的双边贸易搭建的过程也是世界恢复的1个缩影，在这其中越来越多的中国的身影也是当今世界格局的1个缩影，英法已是雄狮老矣，在越来越广泛的综合的国力比拼中感到无力；民族解放运动尚未进入高潮，德国仍游离于主要世界之外，心有余而力不足；美国备受冲击，孤立思潮浓厚，无意争霸世界。

中国，是贸易的中心，秉着“和气生财”的原则，春风化雨般的改变着这1切，也是世界和平的压舱石。

而在这段特殊时期的内部的1系列稳定措施是这1局面的后盾，也是中国继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的关键。

对于金融危机方面，中枢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本顺势演化成独立于地方实体产业的垄断资本，这1点是非常有前瞻性的，也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连同大萧条之前便已经实施的金融措施，将中国的金融基本盘稳住。

而针对大萧条本身，中枢采取的是政府投资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因幅员辽阔、经济地理呈3级台阶分布，以及市场选择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贫富差别不断拉大。

在这种分隔状态下，国内生产表现出了1种“过剩”，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过剩”，在政府的调控下，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农村就能够成为容纳这些产能的地方。

中国的“生产过剩”存在着很多特点，丝绸、生丝、棉布、棉纱、茶叶、家电，这些东西过剩，而钢铁、石油、煤炭、机械、面粉、造纸，这些东西则还是不足的。

1930年的表现就很明显，鞍山钢铁公司除了刚开始被经济危机打蒙了之外，其他时候都保持着飞速发展，1928年鞍钢公司年产原钢277万吨，1932年则增产至448万吨，1933年则突破了5百万吨，5年时间几乎翻了1倍。

相比之下，广东地区的生丝和茶叶工厂在1930至1931年间倒闭或停工了44%，上海的缫丝厂停工和倒闭者则占到了32%，很明显，这种外贸型的产业与国内的市场是脱节的，出现问题也就不奇怪了。

而大萧条的特殊社会情况让许多计划能够顺理成章的实施，比如进1步的节制资本，施行各种超额累进税，让个人所得税从3%至55%不等征收，过低收入则不计入。

这其中影响最大、规模最大最繁琐的应当属于过分利得税，即对进行第1类营利事业的公司资本进行所得税的征收，利得额超过资本额20%者，始为课税，实行11级超额累进税率，最低1级利得额超过资本额20%至25%者，按其超过额征收10%，最高1级为利得额超过资本额150%以上者，按其超过额征收91%；

比如劳工法，虽然在限制工时方面作用有限，但提高基本工资还是能够做到的；

比如4马分肥，从官商合营企业中拿出部分利润给予工人，以提高其消费能力。

还有许多工程也能够进1步的发展，从左念微上台开始，1927年即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筹建农村医疗体系。

大萧条开始之后，1930年实现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费全免，推动农村地区通水通电，立下了“1个房间1个电灯”的大目标；

1931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推出农业综合补贴，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

1932年全面推进农村低保，颁布实施农业生产法，加大农业综合补贴，增加预算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