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就在这样风趣的氛围中进行着。

忽的，沙汀老爷子捏着《红高粱》的稿子，操着浓浓的巴蜀口音，忽然提了一句：

“这篇小说里有些描写是不是有点问题？”

沙汀老爷子声音不是很大，但每个人都很专心的听。

“你比如说这几句。

‘马上的日本人都坐得端正，腰挺直，头微仰。一张张脸都被阳光照得白的，分不清鼻子眼睛.’

‘二十几匹日本大马驮着日本兵，摆成两路纵队，水一样漫过来，但日本马队队形整齐，大马探着头，迈着小碎步子，一匹追着一匹跑’

‘日本兵齐刷刷举起了耀眼的、窄窄的长刀，嗷嗷地叫着，旋风般卷过来.’”

沙汀读了几句，“这样的描写，我总觉得有点问题，是不是写的这些小日本太威风高大了？

这些日本人的进攻怎么能像旋风？而且还是齐刷刷的举起刀，有种训练有素的滋味。”

沙汀越说，会议室里氛围就越浓重，很多人都深以为然，点头赞同了沙汀老爷子的说法。

毕竟江弦这种写法实在和时代相背。

在过去，现实主义的写作里，角色一般就只有两种面孔，一种是坏人，一种是好人。

坏人就要坏的明显，要看上去猥琐肮脏龌龊。

好人也要好的明显，要看上去高大威猛正气凌然。

因此有了个说法叫“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嗡嗡嗡时期，文艺创作必须严格遵循“三突出”原则。

不管电影里还是话剧里，甚至小人书上，好人都必须红光满面，高大威武。

如今嗡嗡嗡虽然结束了，不过对文艺创作带来的影响却还像一座大山。

像是《红高粱》之中写一个日本鬼子的外貌。

“他们的脸都像刚从锅沿下揭下来的高粱面饼子一样，焦黄、暗红，美丽、温暖，漂亮又亲切。”

“面容清癯，鼻梁挺拔，尖陡，眼睛黑亮，很像个口齿伶俐、见多识广的读书人。”

这就看起来相当的大逆不道。

“对于沙汀同志的疑惑，我分两点来解释。”

江弦开口道：“首先，我写小鬼子队形整齐，进攻就像是旋风，这样的描写是不是会写的小鬼子威风高大呢？我认为是的。”

会议室里顿时陷入沉寂，很多人难以置信的看向江弦。

沙汀指出小说里的这些问题，江弦完全可以说是他一时间疏忽，没有考虑周全。

但要是主动承认自己想这么写，这可就有问题了。

有大问题。

江弦自顾自接着说：

“我虽然没经历过那场战争，但我始终不认为日本鬼子的作战素质很差。

我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强劲和凶残的对手，是一个不好对付和棘手的对手。

难道说，我们笔下的这群鬼子都是一群傻子、白痴，只会说八嘎和姑娘？

难道我们作家写抗战，要写敌人的枪一枪都打不中，但我们的子弹哪怕拐着弯也能打到他们的脑门上。

要写敌人的刀全是摆设，但我们的战士冲上去就能徒手把鬼子撕成两块儿。

要写敌人的军队毫无战斗力，但我们的战士一个人带着些飞刀之类的东西，就能神勇的把他们全部解决”

会议室一群人听着江弦的描述，脑袋里不由得浮现出他描述的那些内容。

像什么挨几百发子弹都能不死。

一脚踹开一辆车。

一拳震碎一面墙。

徒手扔个石子就能击落一架飞机。

几个人端着几支缴获的驳壳枪，就换来了十四年抗战的胜利。

“我想，若是这样来写，那对那些流血牺牲的先辈才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江弦说，“正是怀着这样的念头，我才觉得，将敌人描写的强大并不可怕。

因为哪怕面对这样强大的敌人，我们中华民族也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我就是要这样子来写，读者乃至后人们才会理解，我们面对多么强大的敌人，这场胜利有多么的来之不易，他们的和平是怎样珍贵。”

听完江弦的话，很多人都点起了头，包括沙汀。

江弦年纪小，没经历过，但他可是真正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他清楚地明白敌人的凶残和可怕。

抛开嗡嗡嗡时期提出的“三突出”原则，江弦说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不这么写，难道写小鬼子都是弯腰驼背、歪歪斜斜、垂头丧气？

难道真得像江弦说的一样，要让我们的战士手撕鬼子。

“就说那一句旋风般的进攻，我特意写到，他们是‘嗷嗷叫着’冲过来的，‘嗷嗷叫’这样的词明显是贬义的。

由此，我再谈第二点，为什么会写‘他们的脸都像刚从锅沿下揭下来的高粱面饼子一样，焦黄、暗红，美丽、温暖，漂亮又亲切’，我想请大家来结合这一段描写的背景。

这句话的视角，是一个快要饿死的小女孩，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

而这之后，马上就写了一段鬼子的暴行。

结合上下文来看，这是写鬼子人面兽心，畜生不如。

但若是寻章摘句来读，自然会产生歧义。

况且，我这篇小说多次写了鬼子的丑陋，比如

‘他的尖削的嘴巴，嘴巴上那一撮漆黑的毛、他的鬼鬼祟祟的神情’

‘他们的脸上都挂着黄鼠狼一样奸诈、愚蠢的笑容。’

可见，我并没有一味的在小说里写他们高大，我只是写他们凶残、写他们奸诈，是实事求是的来写。

所以我的这篇《红高粱》小说当中，并不存在沙汀同志所担心的问题。”

(本章完)